九月的风卷着桂香钻进宿舍楼时,我正拖着行李箱,站在403门口,门板上贴着歪歪扭扭的四个名字:李想、陈默、林小满、周舟——四个即将共享这间15平米四人间的人,也是我大学四年最亲密的“室友家族”。
初见:被“塞满”的15平米
403是典型的“老校区四人间”:水泥磨得发亮的地板,刷了多年绿漆的铁皮柜子,靠墙摆着四张上床下桌,每张桌上都堆着刚开学时的“家当”——录取通知书、脸盆、还没拆封的洗衣液,以及一个试图用海报遮住柜门裂缝的女孩。
李想是第一个到的,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,正踮着脚往墙上贴《小王子》海报,见我进来,热情地伸手:“你好呀,我叫李想,新闻系的!”她的桌上摆着三台相机,机身磨掉了漆,一看就是“器材大户”。
陈默是第二个到的,她抱着一摞书,一言不发地把书码在桌角,书脊上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”几个字烫金,像个严肃的“理论派”,直到我主动打招呼,她才抬头,推了推眼镜,小声说:“陈默,中文系的。”
林小满来得最晚,拖着个比她还大的行李箱,一进门就嚷嚷:“天哪,这床也太硬了吧!”她是舞蹈系的,总穿着练功服,头发永远扎着高马尾,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,周舟是最后一个到的,提着吉他,自我介绍时说:“我吉他社的,以后大家有演出叫我啊!”她是艺术系的,画板上还沾着未干的油画颜料。
就这样,四个来自不同系的女孩,把这间15平米的四人间,塞成了我们大学的“第一个家”。
日常:在“拥挤”里长出默契
四人间最不缺的就是“热闹”,每天早上七点,李想的闹钟会准时响起——《卡农》钢琴版,响到整个宿舍楼都能听见,她却总能赖到最后一分钟,抓起面包就往教室跑;陈默的桌上永远堆着书,凌晨两点还亮着台灯,偶尔她会突然抬头,问:“你们说,‘存在先于本质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定义自己?”;林小满练功回来,总把练功服搭在椅背上,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汗味和薰衣草洗衣液的味道;周舟的吉他声总在不合时宜响起——《成都》刚弹到副歌,就被李想的相机快门声打断:“等等!我抓到你乱晃头了!”
我们也吵过架,比如林小满的练功鞋总把泥印子留在地板上,陈默会默默拖地,然后在桌上贴张纸:“请换鞋套”;李想的相机闪光灯总在陈默背书时亮起,两人冷战三天,最后是周舟烤了蛋挞,才把两人哄好;周舟熬夜写歌,键盘声噼里啪啦,李想会把耳塞塞进她耳朵里,小声说:“明天再写,现在睡觉。”
但更多的时候,我们在“拥挤”里长出默契,考试周,四张桌子拼在一起,堆满了复习资料,李想帮陈默整理摄影笔记,陈默帮林小满划舞蹈理论重点,周舟给我们泡咖啡,说:“加油!考完去吃火锅!”;有人生病,另外三个会轮流打饭,林小满还学了煮姜汤,虽然每次都煮糊;失恋时,四个女生挤在一张床上,哭着吃掉一整桶冰淇淋,李想举着相机说:“哭完我给你们拍套‘失恋纪念照’,以后笑对渣男!
普通:没有光环,却闪闪发光
我们学校是省内的一本普通大学,没有985的光环,没有顶尖的实验室,甚至连食堂的饭菜都算不上好吃,但四间房里,装满了普通人的普通故事。
李想想当摄影师,却总被家里说“没前途”,她偷偷接拍毕业照,赚了第一笔钱,给每个人都买了个拍立得,说:“以后我们的回忆,都要自己拍。”陈默想当作家,她的文章投了很多次稿,都被退回,但她每天坚持写,日记本写满了三本,最后一篇《我的403室友》,发表在校刊上,林小满想考进歌舞团,每天压腿压到哭,却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抱着我们说:“原来坚持真的有用。”周舟想组乐队,却在第一次校园演出时忘词,台下一片哄笑,她却鞠了个躬,说:“下次,我一定唱完。”
我们没拿过国奖,没参加过国际竞赛,甚至很多人都没考研,李想成了婚礼摄影师,镜头里全是幸福的新人;陈默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,每天校对稿子,说:“能让大家读到好故事,真好”;林小满真的进了歌舞团,在舞台上跳《天鹅湖》,脚尖磨出了茧;周舟开了家小琴行,教小朋友弹吉他,说:“看他们弹琴,就像看到当年的我们。”
告别:四间房,四年,一辈子
毕业那天,403的门被打开,阳光照进来,地板上的裂缝还在,柜门上的海报也旧了,四个女生坐在各自的床上,看着桌上四年的痕迹:李想的相机里存了3000多张照片,陈默的日记本写满了心事,林小满的练功鞋磨破了底,周舟的吉他弦换了三次。
“以后,我们还会再见面吗?”林小满问。
“”李想举起拍立得,“以后每年都要拍合照,就像现在这样!”
陈默擦了擦眼泪,说:“我给你们写了信,每人一封,里面有我的新地址。”
周舟抱着吉他,轻轻弹起《同桌的你》:“明天你是否会想起,昨天你写的日记……”
四年间,我们在这间四人间里,从陌生人变成家人,我们分享过同一桶泡面,穿过对方的衣服,听过彼此的哭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