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分那天，我蹲在老家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手指攥得发白，手机屏幕上是刺眼的数字：598分，一本线是600分,差两分。
空气里的蝉鸣突然变得很响，像无数根针扎在耳膜上，我盯着那“598”，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发酸，直到听见妈妈在屋里喊“吃饭了”，才猛地回过神——两分，就差那么两分，我梦寐以求的师范大学,成了遥不可及的梦。
其实从初中起，我就想当老师，不是那种“老师稳定”“假期多”的功利理由，而是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，她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批改作业时红笔划过本子，像撒了一地的星星，她会蹲下来听我读课文，手指点着课本，说“你看，这个字要像小兔子一样，轻轻跳过去”；她会把我写的歪歪扭扭的作文贴在教室后面，说“你看，你写的春天比窗外的还好看”，那时我觉得，老师就像会发光的人,能把心里的种子种进别人心里。
后来高中，我把目标死死钉在一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，模拟考成绩总压着一本线几分，我咬着牙刷题，错题本翻了又翻，连走路都在背文言文，我妈总说“别太拼，身体要紧”，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一定要去,一定要成为像她那样的老师。
可高考那两天，我偏偏紧张得睡不着，第一场语文，作文格子里的字像在跳舞；第二天数学，最后那道大题算了半小时，算到交卷铃响，也没算出结果，出考场时，我看着同学们脸上的笑容，突然就觉得完了——那两分，大概就是那道没算完的题，是作文里写错的一个字,是夜里翻来覆去丢的几分。
填报志愿那天，家里气氛凝重，我爸翻着厚厚的志愿书，手指在“XX师范大学”上点了又点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一本线差两分，报了也白报，不如看看省内的二本。”我坐在旁边，看着书页上“师范”两个字,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。
那天晚上，我躲在被子里哭，我想起小学老师蹲下来的样子，想起高中班主任说“你适合当老师”时眼神里的肯定，想起自己刷题到凌晨时，心里默念的“我要去师范大学”，两分，像一道天堑,把我和梦里的讲台隔开了。
我报了一所省内的二本院校，专业选了“汉语言文学”——不是师范，但离文字近，离讲台近些，录取通知书寄来时，我摸着上面“XX学院”的字样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我知道，这不是我想要的那所师范大学，不是我想象中飘着桂花香、有老图书馆的学校。
大学四年，我总觉得自己像个“替补队员”，看着同学讨论考教师资格证、去实习学校试讲，我就躲进图书馆，把《教育学》《心理学》借出来啃，虽然专业不是师范，但我还是想学当老师，大二那年，学校组织支教活动，我报了名,去了山区里的小学。
那所小学只有三个年级，教室是土坯房，窗户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，我教孩子们读古诗，读到“举头望明月”，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突然举手：“老师，月亮真的会照到我们山里吗？”我蹲下来，摸摸她的头，说“会的，月亮会照着每一个想读书的孩子”，那天放学，她塞给我一颗野核桃，说“老师，这是我摘的，甜的”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原来当老师，从来不在乎学校是一本还是二本，不在乎你站在重点中学的讲台，还是山里的土坯房前，你在乎的，是不是能把心里的光分一点给孩子，是不是能让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觉得,月亮真的会照着她。
后来我考了教师资格证，毕业时去一所普通中学面试，面试官问我：“为什么想当老师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小时候，有个老师让我觉得，读书是件很美的事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。”他笑了，说“你的眼睛里有光，像我们当年的老师”。
我站在中学的讲台上，手里拿着红笔，和当年小学老师一样，把作业本上的圈圈画画，撒成一地的星星，有学生跑来问我“老师，这个成语什么意思”，我会蹲下来，指着课本说“你看，这个字要像小兔子一样，轻轻跳过去”。
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年高考多那两分，我会不会坐在师范大学的教室里，会不会遇到更优秀的同学，会不会成为别人眼里的“好老师”？但后来我知道，那差的两分，没有让我错过成为老师，它只是让我绕了个弯，让我在山里的土坯房前，在学生亮晶晶的眼睛里，更清楚地明白：教育的意义，从来不在分数里,而在那些被点亮的瞬间里。
那差的两分，让我与师范大学隔了一整个青春，却让我在更真实的地方，遇见了真正的自己——一个会蹲下来听孩子说话，会把心里的光分给别人的老师，这大概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吧：有些错过,是为了让我们遇见更珍贵的风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