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天之骄子到基层沃土，一位一本大学生的三支一扶选择

清晨六点半，皖北平原的村庄还浸在薄雾里，李默已经踩着露水走在田埂上，裤脚沾着泥点，手里攥着刚从农户家借来的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》复印件，眉头微蹙——这是他作为“三支一扶”人员，到岗第三个月的第5次土地纠纷调解，身后，村支书老张笑着喊：“小李，早饭给你留着热粥，晚会儿再走！”李默回头，阳光穿透雾气，落在老张布满皱纹的脸上，也落在他那双沾着泥土的旧皮鞋上，忽然想起一年前，自己还坐在大学图书馆里，对着“三支一扶”招聘简章犹豫不决：一个一本大学生，真的要放弃城市的“大厂offer”,扎进这离泥土最近的地方吗？

在“象牙塔”与“泥土路”之间：选择背后的“不寻常”理由

李默就读于一所重点大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，毕业那年，和他同班的30多个同学，大部分去了互联网大厂、国企，或是考上了选调生、公务员，辅导员找他谈心，直言以他的成绩和履历，留在省会城市“前途无量”，父母更是直接反对：“我们辛辛苦供你读一本，不是让你去村里‘受苦’的。”

但李默心里，藏着一团火，大二那年，他跟着学校“乡村振兴调研团”去过一次皖北山区，在一个叫“王家沟”的小村庄，他看到70多岁的王奶奶，因为不会用智能手机，错过了养老金认证；看到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，撂荒的土地上长满齐腰深的杂草；看到村支书坐在村委会门口，对着厚厚一沓“待办事项”叹气。“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，书本里的‘公共事业’，不是抽象的理论，是实实在在的人，是那些被落在后面的村庄。”李默说。

后来，他在图书馆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的回信：“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，建功立业，绽放青春。”这句话像一颗种子，在他心里发了芽，他开始认真了解“三支一扶”：到基层从事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，服务期2年，期满后考研初试加10分，考公务员定向招录……但这些“政策红利”不是他最在意的，他在招聘简章的“服务内容”里看到：“参与乡村产业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”“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”——这不正是他调研时看到的“王家沟”最需要的吗？

“如果一本学历意味着更多的机会，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？”李默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，他瞒着父母报了名，笔试面试均以第一的成绩，被分配到了皖北一个叫“李家洼”的行政村。

从“纸上谈兵”到“躬身入局”：基层是最好的“练兵场”

初到李家洼，李默的“理想”撞上了“现实”，村里没有直达的公交，他得先坐两小时大巴，再换乘村民的三轮车才能到；住的宿舍是村委会闲置的办公室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透心凉；第一次开村民大会，他拿着准备好的“PPT”，却发现村里老人居多，连投影仪都不会用，只能用方言“喊话”，讲了半小时,下面的人还是一脸茫然。

“以前在学校，写论文、做调研，数据都是现成的，逻辑要‘严谨’，到了村里，问题都是‘活的’：张家的地和李家的地就差一垄，谁也不让步；王家的孩子没人看，想办个‘托管班’，却找不到老师；村里的特产红薯，年年丰收，却卖不上价，因为不会包装、不会直播。”李默说，他第一次体会到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

他开始“拜师学艺”，跟着村支书老张学怎么跟村民打交道：“老张叔，您看这地纠纷，咱们先把两家叫到一块儿，不说‘政策’，先聊‘收成’，说‘孩子’，说到心坎里了，事儿就好办了。”跟着村里的老农学种红薯：“王大爷，这苗得栽深点，不然晒不死也饿不死；施肥不能只施化肥，得混上农家肥，红薯才甜。”跟着返乡创业青年学电商：“小刘，你这直播镜头得对准红薯藤上的露水，对准挖红薯时沾着泥的手，城里人就想看这个‘土味儿’！”

慢慢地，事情有了起色，他帮王家沟协调了“乡村托管班”，联系镇上的退休教师来支教；带着村民成立“红薯种植合作社”，注册了“李家洼红薯”商标，直播带货首场就卖了2000多斤；用自己学的公共事业管理知识，帮村里申请了“美丽乡村建设”项目，硬化了3公里村道，装上了太阳能路灯，有一次，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攥着他的手说：“小李啊，你比我们村的娃还亲！”那一刻，李默觉得，所有的“苦”都值了。